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七章 1966—1969年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

2018-09-29 - 资产阶级

第七章 1966—1969年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

目录

第一节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

第二节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第三节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四节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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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概述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的布署进行,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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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的指导方针,除了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意见外,还有毛泽东在五月五日会见谢胡时指出的防止反革命复辟必须采取“剥笋政策”,把坏人一层一层地剥掉,以及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全国工农兵学商都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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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五月四日至五月十七日,主要是开小组会,对彭真、陆定一炮制的“二月提纲”进行揭发批判,并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为了配合会议的进行,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马泽民阎长贵 周英滕文生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以及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

第二阶段: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主要是开大会,由林彪、周恩来作报告,彭真、陆定一等作检查,并通过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

五月十八日,林彪作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这个讲话虽然贯彻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必须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思想,但是,他过分地强调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政变这种形式,不恰当地夸大了领袖人物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给江青的信》中批评了林彪讲话中的错误。以后中央转发的林彪的讲话是经过修改的。

五月十九日,彭真在大会作检查。

五月二十日,陆定一在大会作检查。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防止反革命复辟、领导和群众、保持晚节的讲话。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林彪讲话的一个重要补充。如:

周恩来指出: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周恩来指出: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

周恩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周恩来的讲话,表明了他的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彭罗陆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二月提纲的鲜明政治立场。类似这样的讲话,贯穿于他文化大革命十年活动的始终。不是什么人用一些小把戏所能歪曲得了的。

有些人贯用的手法,就是用所谓“违心”两个字来歪曲周恩来,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最恶毒的污蔑。一切无耻之徒最贯用的手法,就是用“违心”两个字来掩饰自己的叛变行为。当然,在党内也确实有一些混进来的政客,当他们口口声声叫喊拥护党的正确路线或检讨自己错误的时候,他们确实是说的违心之论。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朱德在小范围内作检查。

五月二十三日,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处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还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央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调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第三阶段: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会议总结。

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五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大会上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话。

五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大会上系统地回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七次指示。

五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就“二月提纲”及彭真等人的问题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的对立,实质上是发动批判资产阶级与反对批判资产阶级的对立,或者说,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当时,毛泽东要发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言论、作品的批判,而当时处在一线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这种批判,也就是反对毛泽东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

这是两条尖锐对立的路线的第一次交锋。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提议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及其拟定的《二月提纲》,已经成为他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毛泽东要坚持自己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必然要批判《二月提纲》,撤消“文化革命小组”。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统一思想。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彭真的所谓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代表了中央集体的抵制。他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它还如此描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时的思想:《五一六通知》既是批判彭真的,又是批判中央第一线的。中央第一线的同志当然会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大的风浪或许已经过去,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为彭、罗、陆、杨作解脱。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通知。二十年后,右派就公然翻案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

“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的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这个通知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第411页)

《毛泽东传(1949-1976)》说:“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

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所谓“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主要是指这个文件的最后的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无非是说: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思想、代表人物,存在不存在?要不要批判?这怎么就混淆了是非?

文件中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含义应该是限定比较严格,专指的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把这样的人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怎么就混淆了敌我呢?

至于到具体的人,谁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谁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是很慎重的。不仅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具体指人,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由中央定性作出结论的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

至于在运动中,由一些群众贴几张大字报,说谁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通通都不是最后由一级党组织作出的正式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就是炮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

根据以后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个战役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支持群众革命还是镇压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等以上学校红卫兵运动兴起,工人阶级逐步走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第二个阶段:从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九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还是反对革命左派夺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领导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走上了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岗位。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八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支持革命委员会还是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从极左的方面和从极右的方面刮起的一股翻案风。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0年二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巩固成果继续完成斗批改,还是放弃成果使文革半途而废。

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任务尚待继续完成,林彪集团企图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却一步步逼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转入第二个战役粉碎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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