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有哪些 40年 我的古典音乐流水账(续篇)

2018-12-18 - 古典音乐

改革开放之初,最缺乏的是音乐类图书。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也就是所罗门·伏尔科夫带到西方的那本《见证》是我的第一个音乐读本。1979年,HARPER&ROW出版公司在纽约华盛顿发行了第一版,才两年就有了中文版,放在今天来说,这种出版速度也是奇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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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不清楚译者选择《编译参考丛书》出版的原因。(《编译参考》是新华社的一本内部刊物,没有图书出版的资质。)浅蓝色的封面,黑色的行书题字,定价1.20元。1981年11月的一个冷天,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二楼的内部书店买到此书。很少有人知道楼上这个地方。窄而高的木楼梯爬上去,仿佛是知识通道的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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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琼芳先生的译文是出色的,无论是花城还是作家出版社的再版都用的是这个译本。期间三十多年,很多出版社都有再版的意思,但苦于联系不上版权而放弃。据一些做俄文翻译的人说,伏尔科夫非常怪异,凡是联系版权的邮件一律不回。不知他为什么放弃了中国这么大的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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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饥渴的读者来说,与其说《见证》是一个苏联作曲家的自传,不如说是苏联过往的一段惨痛的历史,从中窥见一个知识分子锥心的心路历程。此前从未听过他的音乐,但一个谈吐诙谐、机锋尽出的作曲家形象跃然纸上。日后出版他和秘书格利克曼的通信集时已是2005年的事情了。虽然此书真伪有很多争议,但更多的人包括我自己选择相信它本质的真实。从此,这样一个历经苦难却才华横溢的作曲家确立了我听音乐的品味和方向。

再一本是保罗·亨利·朗格的《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9月一版一次,印数10030,定价2.10元。张洪岛先生的译笔同样传神,1980年代的人们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大都出自此书,其影响超出了之前之后任何西方音乐史的读本。近20年后,他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书出版再无这样的震动。

发黄的书页上画满了蓝色红色和铅笔的印记。由于反复阅读,手里这本书的封面早就“飞了”,只好不止一次给书重做封面。始终记得朗格对舒伯特的评价,“这音乐就是青春本身,只有青春才能那么美丽,自由无羁,充满纯正的理想主义的、自然的庄严性。为了给人间留下青春的化身,这样的人必然死于青春的年代。”

对于青春年代的我们,舒伯特的向死而生不仅是音乐的内涵,更是人生的态度,最早买到他的交响乐全集磁带依然完好的保留着,他的《未完成》早于贝多芬成了我们而立之年的代言。

文革后期可听交响曲的日子应该追溯到1973年。《参考消息》登了一小条消息,尤金·奥曼蒂将率费城交响乐团(这是个翻译错误,正确的应该是费城管弦乐团)访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交响乐这个概念。没有多久,报纸和杂志又开始批判无标题音乐,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搞得人一头雾水。

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时,很多人看的是电视转播,加演的《星条旗永不落》让首都体育馆沸腾了。帕瓦罗蒂访华音乐会,人民大会堂首次对外开放(很多年中大会堂都成了国家级演出场所,虽然音效差的不行),老帕的嗓音和热那亚歌剧院的演奏及指挥老头儿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乐团加演的歌剧《乡村骑士》里的间奏曲,一时温暖了多少人的心。到1988年卫星直播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时,那是人们头一次见到了大师的风范,1989年的指挥是卡洛斯·克莱伯,他那高贵优雅的动作迷倒观众无数。

上海的朋友朱惠进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有关方面同意傅聪开独奏音乐会,这等于公开摘掉了他头上的帽子。沪上的报纸刊登了演出公告,傅聪和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举行音乐会,早上5点他赶到音乐厅外准备排队买票,却没见到一个人。近前一看,售票窗口放着一块黑板,上写傳聪与上交音乐会演出票全部由组织分配。文革结束多年,古典音乐演出尚未市场化,还是当年的供票方法,让人既无奈又失望。

直到1998年10月上海大剧院落成首演不久,傅聪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合作演莫扎特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及肖邦作品演奏会才公开售票。那时傅聪的腱鞘炎已经十分严重,手指上贴满胶带,水准大打折扣。傅聪在北京的演出同样受此影响,由于不明就里,我还写了一篇《老来不弹莫扎特》,算是得罪了前辈。

之后傅聪的演出越来越少,很多演奏会一再推迟直至完全取消。傅聪的最佳水平留在了SONY公司的录音里,他的肖邦夜曲,玛祖卡舞曲都是可圈可点的。一本《傅雷家书》使爱好者收获极大,傅雷给儿子耐心讲解西方作曲家的心得,不曾想却使听唱片的人受益匪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很多“轰动”的演出事件,说大轰大嗡绝不过分。普契尼的《图兰朵》太庙演出人声鼎沸,与其说听歌剧辨析角色,不如说是看张艺谋五色杂陈的服饰和制景。现场的座椅都是临时的,栏杆遍布,挤挤插插。但就是这样,北京各界人士该来不该来的悉数到场。这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一个演出是否火爆,就看各路“神仙”的到场情况。

紫禁城的“三高演唱会”(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也是一票难求,尽管是天价。业内皆知三个人的演唱水平都已下滑,但市场还是买大牌的账。我赌气不去,给报纸写了《紫禁城三高无人喝彩》的文章竟然不能刊出。这也是国内演出市场的另一个怪相。由于媒体的票都是演出商提供的,所以记者们撰文都得捧场。不然下次就不带你玩了。而我这种专事批评的人自然得不到好脸。最后还是不相干的《瞭望》事后刊发了文章。

1996年堪称事件不断,巧的是都发生在北京音乐厅。

先说震撼的波格雷里奇音乐会。之前爱乐者都是在唱片里领教他的演奏,评价高低势成云泥。11月的北京冷风嗖嗖,但音乐厅早就坐满了观众。他的台风先让人领教。出场脚步慢吞吞且倦怠无神,默默坐在钢琴前,又很久不动。

琴声很低很弱很慢很远,感觉像是水在一层层往上漫,你被一种情绪包围和压抑。哪里分什么上下半场,五首大曲子一气弹完。不但中间没有休息,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哪怕仅有的几次鼓掌都被他的冷漠所压制。虽然速度包括谱子上的标记时有不对,但整场音乐会,你感觉他就是肖邦、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附体。

在中央音乐学院开大师班课,当学生们等着高深的教诲时,他只简单地说,演奏肖邦你们首先要学会使用踏板。那种内敛的高冷虽然很卑弱,但合影时依然觉得他的气场拒人千里之外。

也有遗憾。同一年底,翘首以待的奥斯陆交响乐团因指挥家杨松斯心脏病突发而宣告缺席,但助理指挥俄罗斯人拉扎列夫仍然以雷斯皮基的《罗马松树》掀翻了北京音乐厅。当然有的“掀翻”不一定是好事。日历往前翻到夏天的六月,俄罗斯钢琴家贝尔曼也是期待已久,但甫一上台坐下,琴凳突然断腿,贝尔曼被掀翻。受到惊吓的他引发了心脏病,演出只能被迫取消。好在中国的演出市场不断扩大,两位因故缺席的大师再次归来时,都是高歌奏凯。

上个世纪末是中国古典音乐发轫时期,除了演出,音乐普及推广也风生水起。北京音乐台“调频97.4兆赫”办起了很多栏目,影响面大的属“发烧门诊部”,陈晓滨、陈立和耿纯(已过世)三剑客各有优势,说节目、说唱片、说器材好不热闹。由于北京音乐台的支持,这个栏目持续了很多年,培养了不少听众。

凑热闹,我和北京文艺台联合北京超音波音响公司合办了一个“超音波音响世界”,一周一次,一方面介绍最新的音响器材,一方面利用《爱乐》杂志的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作曲家的生平和作品。由于超音波公司短期没有见到经济效益而停办。

也算是杂志和电台联动的尝试。到2005年,央视创办音乐频道,我也参加了一些节目的策划,音乐有声有像,自然更受人们的欢迎,电台的音乐节目逐渐式微。但此一时彼一时,进入21世纪后,很多音乐台返到红火依然。上海的“经典947”一直有很好的口碑,后来又做线下的活动,举办“辰山草地音乐节”,可谓风生水起。此是后话。

记得三联书店的《爱乐》杂志创办初期,经常会举办编辑部和作者、读者的研讨会,交流的同时也听听读者的意见反馈。记得有一次讨论主题是柴科夫斯基。因为我的一篇文章谈到老柴有同性恋倾向,引起了社科院化学所一位老先生的不满。

先生名叫黄昭度,是老所长胡亚东先生的好朋友。在研讨会之前他已写了读者来信表示愤慨,而会上还是不依不饶:质问我有什么根据说大家爱戴的作曲家是同性恋。我解释说自己是一家之言,希望各位能够各抒己见。

黄先生的气似乎依然未消。真是有趣。那个时候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开诚布公,各抒己见。关于老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还搞了唱片版本比较。众多名家版本按不同乐章一一播放,参会的人发表意见。最后整理成文,在杂志上公布讨论内容。

办杂志之外,编辑部还开办不定期讲座。一方面面向社会公众,在三联书店、外文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举办过不同内容的讲座。更多的时候是去北京的各个高校。那个时候高校都有学生组织的“爱乐协会”(而不是后来的歌迷后援会)。事先跟他们联系,总会得到热烈的响应。就连李德伦、郑小英都受邀去讲。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北京大学。因为讲座题目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对学生们来说太过陌生,一度同去的同事还有顾虑。因为学校没有播放器材,王幼民先生还从家里带来了自己的器材。讲座中播放了老肖的第十一交响曲(讲述1905年的俄国革命),这个电影音乐风格的作品给同学们带来巨大的冲击。

暴虐的第二乐章展示了沙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残暴镇压,巨大的打击乐声响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注意到下面有些学生泪湿眼眶。讲座近乎进行了两个小时,整个阶梯教室连台阶上都坐满了人。

讲座结束后,负责接待的同学诚恳地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表达的,送一枚北京大学的校徽作为感谢吧。那个瞬间我流出了眼泪。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那个场面依然记忆犹新,那些日子让我怀念,再没有比这个更真诚更宝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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