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城市化水平 《巴西的城市化水平》

2018-09-29 -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

巴西城市化水平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城市化进程始于建国,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1949,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发动和包办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的进程之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巴西城市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等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巴西城市化水平

(一) 城市化水平较低

按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06%,这个指标,不仅低于世界上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也与自身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近50%,发达地区国家为75%,发展中国家也在40%。

巴西城市化水平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除了受制于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外,还要受到体制、政策与形势等的影响。实践证明,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市场推动,而不在于政府的行政推动。城市的核心是“市”,城市化的核心是“市场化”。

然而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强调政府去“抓”,而没有真正依靠市场来“育”。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要变“政府推动”为“市场推动”,要打开城门,让市场去调节,降低城市发展的非市场成本。国际经验也说明,城市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城市化的推进器。

(二) 城市化地区性差异明显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分布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带,东中西三大地带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在城市化发展上亦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城市数目看,东部地区城市数目增长快。

2000年全国667个城市中,东、中、西部城市数分别为300个、247个和120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4.98%、37.03%和17.99%。与此同时,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明显要快,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中部地区正处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三)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究其原因,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的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隔政策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已经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平均增长0.28%,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0.4%。

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45844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6.22%,22年中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成为中国城市化进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仍然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根据学者测算,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大约低于工业化水平10,15个百分点。[9]特别是中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水

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比这一数据还大。城市化滞后的结果不仅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8][7]

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的产生。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四) 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与城镇容量间的矛盾突出

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过剩,就业不足问题在一段较长时间仍将困扰着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的减缓,吸纳数量呈减少的态势。与此同时,由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使企业中富裕职工显性化,城镇内部失业人口与待业人员日益增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任务十分严峻。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高,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增长幅度相对减缓,城市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根据预测,在未来20年中,将面临的挑战是每年如何创造出2000万个就业机会来完全吸纳剩余劳动力,这是一个艰巨的难题。[10]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入,使城市原本薄弱的基础设施更显紧张。据估算,进城务工农民的人数每年约在1亿人左右,仅上海、北京两市就超过600万人。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滥占耕地、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的现象,严重违背了中国的现实条件和基本国情。中国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因其面临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在加剧。

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

(一) 提高和完善大城市

提高、完善大城市,促进建制镇适当集中,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重要内容。中国虽然疆土辽阔,但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发展大城市意义重大。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中,应适当加快大城市的发展。

中外城市发展史证明,大城市有着难以替代的规模效益、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除了有比中小城市高得多的经济效益外,大城市的高度发展,即是增强综合国力、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及其质量的需要。

此外,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也要求我们必须将大城市,特别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带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通过这种高效率的集聚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布局模式,在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运行和产业布局效率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创新活动。

[22]实践证明,同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就业潜力巨大、对城市人口增长贡献率大、容纳农民的成本相对较低、比小城镇节约土地,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这是大城市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超前增长的主要原因。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小城镇,只是城市化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城市将长期停留于小而散、以传统产业为主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也将难以推进。在世界任何国家,大城市都是国民经济的精华之所在,是支撑国家在世界地位的栋梁。

对于大城市的“膨胀病”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实际上,“膨胀病”和大城市并无必然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为因素、管理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此,提高和完善大城市的积极功能,才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同时将发展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上,放在提高城市质量、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上。要转移、压缩、放弃传统技术领域的生产,扩大先进产业与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培育大城市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带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另一方面,调整小城镇布局,促进小城镇的适当集中,避免中国城市化重蹈工业化重复建设的覆辙,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在中国的城镇体系中处于中间环节,起到了联系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中小城

市点多面广,承上启下,联系广泛,规模适中,具有大城市的优点,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在住房、交通等方面不像大城市那么紧张,生产力水平及文化科技基础又比小城镇优越。因此,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对缓解大城市人口和承载力压力及促进小城镇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小城市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中小城市处于城市规模结构金字塔的中部,上联大城市,下联小城镇,人口、经济、空间三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少,是县域及县域以上的区域中心,具有大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小城市不仅在数量上占中国城市90%以上,而且也成为了吸纳城镇人口的主体;中小城市的产业基础具有一定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备,能够实现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已形成所在区域的工商业中心;中小城市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地;中小城市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中小城市存在要素集聚能力较弱、建设资金相对短缺、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监管不力等特点,在现阶段需要加强监控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渐进,使中小城市,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 促进区域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与其腹地以及其他相关的城市、乡村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城市化的研究不能仅及于大城市本身,而必须十分地关注大城市所在的区域的社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研究城市化只以大城市和乡村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现象,从而使城市化发展及其效能上升到区域社会发展的高度。

[25]城市的集聚效应不仅在于城市的规模,更重要的在于城市的区域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集聚和扩散的双向运动即推动了大城市地域的迅速扩张,与周围小城镇连成一体,形成所谓大都市区。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又出现了大都市连绵区(或称为巨大都市带),并且在欧洲和亚洲的日本也出现了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虽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大都市区化的低潮,但是大都市区化依然是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大都市区化的发展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之间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交通现状、城市现状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此必须采取区域性发展战略,对三大经济带采取不同的城市化对策。

东部地区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重点加强“中心城市”建设。

同时以大城市为依托走扩展型城市化道路。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与扩展,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环渤海湾城市群;中部地区应以大力发展中等城市为目标,走集中与分散并举型的城市化道路。

重点改造和发展省会城市和省级中心城市如长沙、南昌、合肥、武汉、郑州,充实城市功能,增强经济实力,真正起到区域中心的功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大中小城市发展都显不足,在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一些基础好、交通便利的城市,集中投资、集中建设,使其成为当地新的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城市化与现代化。

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城乡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人口就业安置与合理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

什么是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是城市人口与全部人口的比值。我国采用公安部门认定的非农业人口与全部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综合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27][26][24]

世界城市发展的历程:178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城市化率)只有3%,1850年达到6.4%,1900年13.6%,1950年28.2%,1980年42.4%,1995年47.5%。美国1890年到1980年城市化水平从34.

5%上升到73.5%,90年年平均增长0.43个百分点,可见城市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也有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目前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25座,千万人口以上城市22座,这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所以,各个方面都高度重视城市化的进程。但10亿人口的印度,1991年城市化率只有25.75%,这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有些专家预测,到2025年,人类有2/3生产、生活在城市中。

我国近十多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各方面都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到1996年,全国设市城市666个,建制镇17000个,而1981年,设市城市只有233个,15年时间内,数量增加了1.75倍,建制镇增加了5.

23倍。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 .9%增加到1995年的29%左右,即平均每年增加0.65个百分点(也有些专家测算实际增加为0.67、0.68个百分点)。作为对问题本质的讨论,如果以0.65个百分点看作今后一个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那么到2010年,全国总人口达16亿人,城市人口6.

5亿人,城市化率为35%(也有些专家预测2010年城市化率达到40%-50%,认为这是加速期的必然)。不论是低限(5600万人)还是高限(1亿多人)的城市人口增长,对中国的城市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环境、科技、文化、教育、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2.3城市化的措施之一——工业化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发生发展的。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1851年城市化水平就达到50%,美国1921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0%,而到1992年,则高达97.2%,同年日本为93.6%,德国为96.9%。我国的鞍山、阜新、洛阳、淄博、攀枝花、宝鸡、石嘴山、包头、金昌、伊春等市尤其是典型的工矿业城市,象法国的图卢兹市就是由于航空工业的崛起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型工业城市。

可以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最为直接的催化剂。第三产业只有在城市发展到不同规模时相应地发展,同时受到城市地位、性质等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

2.4城市化的措施之二——交通引导城市

人口的集聚离不开交通,而交通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先导性和必要性条件。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必然要求相应等级的配套交通条件,反过来城市不同的交通功能也展示了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1898年,从满洲里至绥芬河的东清铁路和至大连的中长铁路的建设,两条铁路的枢纽原定在吉林省的扶余,但由于铁路器材必须从黑龙江经松花江运抵当时的哈尔滨,因此不得不把铁路枢纽改在哈尔滨建设,形成了今天东北重要的水陆空枢纽、黑龙江省的政治中心和我国东北重要的口岸城市。

宝鸡历来就是我国的“陈仓古道”,解放后建设的铁路、公路进一步深化了宝鸡在我国地区的陆路枢纽地位。鹰潭、阜阳、商丘、聊城、菏泽、衡水等都因铁路的兴起而名声大噪,提升了城市地位。

钦州、防城、北海、台州、日照因为港口这一海上交通功能的兴起而进入地市级城市的行列。北京四环路和地铁的建设,上海虹桥、浦东两个机场的建设强化了我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香港新机场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她的远东航运中心的地位。

2.5 城市化的措施之三——调整行政区划

改革开放前,辽宁省率先实行市管县体制,当时目的是为工业产品在县里就近配套和解决城市蔬菜、肉类副食品供应,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专署的分割和限制,这一做法很快被江苏、广东效仿,随后波及浙江、吉林、湖北、黑龙江、河南等省。江苏省1983年全部实行市管县,1984年国务院批准连云港、南通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使这一行政措施成为对外开放的前奏。

沿海城市很快把这一行政措施具体化,大连市果断撤销金县,设立金州区;宁波撤镇海县,在甬江两岸分设镇海区、北仑区;烟台撤福山、牟平县设福山、牟平区;青岛撤崂山县设崂山区,在胶南划黄岛为黄岛区;天津把东西南北四郊区更名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

辰区,郊区变为城区,撤武清县设武清区;深圳在市区设福田、罗湖、盐田、南山四区,又撤销宝安县设立宝安、龙岗区;而厦门则把湖里工业区改为湖里区,并增设鼓浪屿区、集美区等,撤销同安县设立同安区;广西把防城港提升为地级市并已设立港口区、防城区和东兴市。上海目前已把全部县撤销设区;青岛则把所有市辖县全部撤县设县级市。

比较突出的是徐州市,在三环路建成、城市总体规划批准后,把铜山县九个半乡划入市区,使徐州市区城市人口从1985年的72.74万人上升到1996年100.21万人,进入特大城市,徐州市谋求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目标已经实现。

原临沂县先改为县级市,继而升格为地级市,设立兰山、河东、罗庄三区,临沂市区城市人口从1985年的19万人发展到1996年的57.19万人,进入大城市行列,该市请中国权威设计院武汉勘察设计院(该院曾给乌鲁木齐等编制城市规划)调整了城市规划,在沂河两岸拉开城市的框架。今年国务院批准广东省把中山市并入广州市,同时撤番禺、花都市设区,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广州在华南的中心地位。

2000年江苏省撤消了淮阴县、淮安市,分别设立淮阴区、楚州区,实现了“三淮一体”。南京市把江宁县撤县设区,并入南京市版图。撤消吴县市、锡山市、邗江县,解决了苏州、无锡、扬州市县同城问题。至2000年底,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除外),除少数民族地区保留地区和民族自治州外,只有青海、甘肃、陕西、云南、贵州、山西、黑龙江还保留极少的地区行政机构。

行政区划调整措施的实行,其积极性在于提高各级领导层的思维取向,并为城市发展准备了空间条件,使城市便于统一规划,后续工作关键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配套要体现城市扩张的战略意图。

2.6城市化的措施之四——中心迁移

很多国家采取了超常规的思维方式,其中较多的是把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方法。例如巴西把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往巴西利亚,主要是为了利用政治中心效应带动巴西东南部发展;美国利用内华达州荒漠化地区的不利地理环境,建设了以博采娱乐业为特色的拉斯维加斯;统一后的德国把首都从波恩迁移到柏林,目的是为了加快东西德政治经济的一体化。

我国解放后吉林、河北、河南三省分别把省会从吉林、保定、开封迁往交通枢纽长春、石家庄和郑州,促进了省会城市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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